“南京师范大学自考本科《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也是世界文学之林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全过程，也为世人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清代社会历史全景。成书200多年来，《红楼梦》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唐均、李晶等学者的数据统计，《红楼梦》的外语翻译加上少数民族语言，总共大约翻译成了30多种的语言，包括150多个不同篇幅的译本，英、日、俄、德、法等18种语言均拥有全译本译文，其中有16余种英文译本包括片段翻译、节译本、编译本和全译本。《红楼梦》的多语种翻译及国际性传播，不仅是其文本价值重构的重要途径，也是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

 

《红楼梦》：中华文化的“万花筒”

 

《红楼梦》是章回体长篇小说，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还泪记》《金玉缘》等，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有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张爱玲曾经说过：“有人说过‘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红楼梦》问世已几百年了，究竟是谁写就了这一部旷世奇书？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其通行本共120回，一般认为前80回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后40回作者为无名氏，由高鹗、程伟元整理。据前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所言，《红楼梦》是基本写完了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最后修改完，而且八十回以后的稿子又丢掉了，因而留下了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其一，从创作的规律来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历时十年之久，他不可能只写前八十回，而不再往下写了，翻来覆去只修改前八十回。这不符合创作规律。其二，根据现有的大量脂砚斋批语，已经透露出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曹雪芹的亲友脂砚斋、畸笏叟都已经看到了这些稿子。他论定，高鹗不是后四十回的作者，而后四十回确实是程伟元“历年所得”，程伟元和高鹗只是做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整理修订工作。至于后四十回是谁写的，目前无法确定。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珍藏版）中，扉页上作者署名“（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完全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但不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谁，它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大荒山青埂峰下顽石幻化的通灵宝玉为视角，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些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小说里，四大家族由盛转衰，贾府中各人物不得善果。宝黛两情相悦，最终宝玉却在欺瞒下被迫娶了宝钗。黛玉因此抑郁而终，宝玉后出家做了和尚，宝钗落得独守空闺的结果。王熙凤统管贾府，风光无限，最终却落得被休且众叛亲离，病死后被一卷破席卷着拉向漫天雪林的结局。元春作为妃子在一场宫斗中毙死宫中；惜春出家；探春远嫁；迎春被丈夫孙绍祖虐待而死。妙玉为僧最终却被迷药迷倒被奸。史湘云婚后不久，丈夫暴毙，她便立志守寡终身。唯一结局较好的是王熙凤的女儿贾巧姐，家族败落后被刘姥姥救下，后嫁与板儿，成了农妇，摆脱了被卖到妓院的命运。

 

在红楼一梦里，中华男女老幼一切众生相，毫芒毕现，巨细无遗。如周汝昌先生所说，“虽然雪芹像是只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甚至是中华文化的全息图像，作品包罗万象，犹如一座艺术宝库，随处可见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酒令灯谜、建筑园林、医卜星象、栽种花果、针黹烹调等，涉及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认识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之一。就《红楼梦》的典型意义而言，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用一句诗来概括：“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越是细读《红楼梦》，细品《红楼梦》，就越能体会到它的价值。

 

首先，毋庸置疑，《红楼梦》拥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在外在的艺术表现价值上，与以往的小说相比，《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一是，它摆脱了以往小说中人物的固定类型和过度简化的表现方式，而是展现了更真实、更丰富的生活状态，塑造了生动逼真、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二是，通过对性格相似或相近的人物进行比较描写，突出了每个人物的独特个性。三是，巧妙地运用环境和诗词等手法来衬托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了与人物性格密切相关的环境设置。最后，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语言和行动，或者直接的内心独白来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和具有感染力。在这部作品中，人物内心独白的运用更为频繁，有时甚至出现较长的篇幅，这在以前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在内在的文学审美价值上，《红楼梦》所体现的悲剧价值，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持久的影响力。一是人生悲剧价值，贾宝玉，是《红楼梦》所创造的表达对现实社会人生感悟的文学意象，代表了作者对现实社会不公与不合理的感悟，通过其从富贵跌落至贫困，深刻体验社会底层艰辛，并展现对无望未来的感叹，无奈地将心灵痛苦化解于虚无主义的观念中。二是家庭悲剧价值，贾府在红楼一梦中由兴盛到衰落，府中靠权势、奢华和道德败坏支撑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家族内部腐败、空虚、道德沦丧，最终走向衰亡。三是爱情悲剧价值，《红楼梦》以深刻的笔触描绘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展现了由功利和择偶标准引发的无爱婚姻以及林黛玉的早逝与贾宝玉精神崩溃，交织着贾府内多位女性的悲剧命运，呈现出对社会、家庭体制、礼法和习俗等深刻人文内涵的独特视角。四是性格悲剧价值，它概括了悲剧的演变，强调人物性格、思想差异及无法相互理解的困境，导致各自爱慕之人未能心灵相通，最终以悲剧结局收场。

 

另外，《红楼梦》作为一部真实表现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认识和社会批判价值。这种价值并非仅体现于对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如实记录，而是通过文学创作的手法对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概括。作品的历史认识价值与其卓越的艺术表现价值是相辅相成的。将《红楼梦》视作某一历史方面的真实记录，可能会否定甚至模糊其文学艺术的内在价值。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在王蒙《红楼启示录》一书的序言中说：“《红楼梦》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更换，会产生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它本身是无价之宝，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把种种的睿思，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发出耀目的光辉。”

 

《红楼梦》英译体现学术性转向

 

依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本形式，《红楼梦》的英文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30年到1900年间产生了四种《红楼梦》英译本。1830年，后来任英国驻华公使及香港第二任总督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John Francis Davis将《红楼梦》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翻译为英文。这两首词以微妙的反讽方式描述了宝玉的个性特征在《红楼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文内只有短短一句介绍和两首词的翻译，但这标志着《红楼梦》英译的开端。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Robert Thom将《红楼梦》第六回的一些片段译为英语。译文刊登于一本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正音撮要》上。1868年时任清政府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Edward Charles Bowra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语，但仍没有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在1892年到1893年期间，英国驻澳门副领事H. Bencraft Joly出版了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文摘译本。译本完整翻译了原著前五十六回的内容。

 

这一阶段中四位译者的身份全部是英国驻华外交官员，除第一位翻译《红楼梦》第三回两首《西江月》词的Davis具有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背景以外，真正翻译出《红楼梦》情节内容的三位译者都是普通外交官员。他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在华外国人提供语言学习材料或娱乐性读物，体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特征。另外，译文出版发行的方式都很不正规，流通范围也仅限于在华外国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四种具体的翻译文本都以不同方式体现出一种奇异的“忠实”倾向。如在诗歌翻译时直接照译底本中的明显错字，究其原因就是译者作为汉学家对《红楼梦》小说本身的忽视和隔膜。这也是早期语言材料翻译的痕迹之一。

 

第二阶段，1900年至1960年间产生了四种《红楼梦》英译本。1927年王良志（曾在美国留学，并在纽约大学教授过中国古典文学）在纽约出版了一本共95章、约60万字的英译本，主要着眼于宝黛爱情故事，可惜的是目前疑已佚失。1929年，王际真（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的英文节译本出版。该译本共有39章，分三卷。前两卷包括原书前五十七回的内容，第三卷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节译内容，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主要流通的《红楼梦》译本。1958年，王际真在1929年译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扩充，出版了他名下的第二个译本。经过近30年的增补和修订，新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这个译本共有60章，574页。1957年美国的麦克休姐妹的英译本出版，该译本是德文译本转译本，译自德国著名汉学家库恩的译本。麦克休译本在英语世界中与王际真的第二个译本齐名，二者在畅销程度和馆藏量两方面均成分庭抗礼之势。

 

这一阶段的《红楼梦》英译现象自成一体，与前后时期的《红楼梦》英译形成了明显区别。首先，以1901年翟理斯发表《中国文学史》为标志，英美汉学家正式将《红楼梦》纳入学院化研究领域，汉学家在这一阶段开始介入翻译行为；就中国国内而言，新红学的研究推动了《红楼梦》在源语文化系统中的经典化，对这一阶段的《红楼梦》英译也产生了影响。这段时期的四种译本都针对英美本土普通读者，对原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压缩和改编，几种译本均标明“翻译及改编（translated and adapted）”字样，与之前的直译和之后的全译形成了很大差别。译者在删减原文和具体翻译的过程中，较多地考虑了预期读者的接受能力。同时，译本着重彰显原文的“异国情调”，采取特殊的人物姓名英译方式，此外还强调中国风俗土物的连译，“惟能显示中国之风俗习惯为西人所欲知者，则亦留存”以迎合当时西方读者的品味，再现他们想象的中国。

 

第三阶段，1961年至今产生了三种《红楼梦》英译本。1973年至1980年，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以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书名分三卷出版。三卷的副标题分别为“The Golden Days”、“The Crab-Flower Club” 、“The Warning Voice” 。1982年至1986年，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了后四十回，在同一书名下分两卷出版，副标题分别为“The Debt of Tears”与“The Dreamer Wakes”。《红楼梦》的另一部英文全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完成，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全书分三卷，第一、二卷1978年出版，第三卷1980年出版。译本包括《红楼梦》120章的全部内容。1991年，外文出版社出版黄新渠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简译本，书名为A Dream in Red Mansions: Saga of a Nobel Chinese Family。

 

这些译本是“全译时代”的产物，体现出《红楼梦》英译的学术性转向。在二战前后，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涌现出大量与亚洲研究相关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相关研究机构再次迅速增加，从事汉学或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大量涌现。这些专业学者对几种节译版本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期待和需求推动了《红楼梦》全译本的问世。霍译本在专业读者圈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其出版之前，几种英文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很少利用当时存在的几种译本，而是另行对原文进行翻译。而霍译本出现之后，同类文学史或文学选集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绝大多数英文的《红楼梦》研究论文也将霍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如夏志清所言，“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的译者知道他们的译作几乎不可能吸引普通读者，所以干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为专业读者提供了毫无瑕疵的翻译，并加上了大量的注释和其他学术辅助方式。”60年代以后，畅销书市场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的需求几乎完全消失，霍译本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和潜在的读者数量逊于前一阶段的译本，但在有限的阅读者当中，霍译本仍然获得了一致的推崇，文学声誉超出了同时期的杨译本。

 

在英美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经典”概念体系中，《红楼梦》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在读者的实际阅读和一般性文学研究的讨论中稍受冷落，但其译本片段被收入了世界文学名著选集，代表了国族形象，在通识层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区域性研究中的高度经典化为《红楼梦》最终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体系铺平了道路，各类中国和亚洲文学概论、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一致对《红楼梦》给出同类作品中的最高评价，各类文学研究以外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也将《红楼梦》作为中国社会的代表。同时，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反复书写和女性主义批评的集中涌现也使得《红楼梦》具备了和现代作品抗衡的崇高文学声誉。

 

《红楼梦》译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红楼梦》是一部承载着中国文化习俗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承载着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的今天，它必将扮好自己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角色。如上所述，它的外译本已经有很多种语言和版本，而这些译本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着《红楼梦》域外的传播效果。《红楼梦》本身因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要求译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力，更由于牵涉到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作为介于原作与译本读者之间的中间人翻译工作者除了必须忠实地传递原著的语言、文化等各种信息外，同时还要兼顾读者的心理，使读者尽量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而译者面对的实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翻译是《红楼梦》外译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在小说中功能独特，它不仅仅是为了丰富文章内容而作，更是为了给文章遮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它的出现为文章中的每个角色的性格及命运做了很多铺垫，去之则会对小说的完整性造成严重损伤，同时也加大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困难。诗词对于从小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来说理解起来都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更是如同读天书一般。因其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对译者来说，翻译诗词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例如，小说七十二回中，林黛玉吟诵了《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诗中，有很多如“花谢”、“红消”、“游丝”、“落絮”等描写比较萧条景象的意象，作者借用此来衬托林黛玉自己命运的凄惨、悲凉。杨宪益将其分别译为“blossoms fade”“he faded red”“the gossamer”“the willow fluf”；霍克斯则译为“looms fade”“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floss drift”。杨在翻译时将这些意象都一一呈现出来，为原诗营造了一种意蕴。“春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建在台上的房子，在这里也指女子的闺房，杨直译为“spring pavilion”体现不出是女子闺房，霍将其译为“Maiden’ bower”，霍先生的这种译法主要是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杨宪益先生作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位资深学者，他翻译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中国文化能获得很好的国外传播，所以他一般在翻译中都会考虑要保证原文的民族性和汉语语言的特色。同时要保证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这种翻译方法对于保留原文化来说是有利的，可是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比较难懂。而霍的译法相对而言就比较直接易懂。又比如“手把花锄出绣闺”中的“花锄”，霍克斯译为“rake”。rake的意思是耙子，而原文中说的是花锄。花锄和耙子是不同的两种器具，译者将其译为rake，其实就是受到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霍克斯生于西方对中国农耕文化不了解，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农具，所以在翻译中用词不当，而杨宪益用的“hoe”则更加合适。“忍踏落花来复去”中“忍踏落花”的意思是当黛玉看到洒落一地的花瓣时，不忍心用脚去踩。然而，霍克斯却直接使用“trample on”来诠释“忍踏”，“trample on”只有践踏的意思并无“不忍”之情在里面，显然不太妥当。

 

结语

 

《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的价值无法估量。《红楼梦》的翻译史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史，在二者的互相理解过程中，两种文化得以对话和融合。《红楼梦》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给译者造成了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的难度。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习惯的不同，这些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都有可能影响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翻译过程当中，如何探索中西合璧的文化交流方式，助力西方读者更好阅读并理解《红楼梦》，是需要继续推进的工作。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红楼梦》不再只是作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材料，更是外国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进一步促进其文学内核以及文化因素的有效传递，实现其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的深层次传播。